長篇小說《紅雪蓮》創(chuàng)作談：我想寫一部六十年援藏史

隨著在青藏高原行走年歲的增加，愈加覺得應該為這片高寒之地寫出更有分量的作品，以此來對應廣博深厚的雪域圣地。

《阿里，阿里》出版以后，多個省市援藏領導小組或援藏人員聯(lián)系到我，希望為他們寫一些文字，中央各有關部門和相關省市執(zhí)行中央政府對口援助西藏政策以來，多地涌現(xiàn)出大批援藏題材作品，我依然不為所動。

不寫受邀之作，不等于對援藏這件國家大事不關注。2010年受中國作家協(xié)會派遣，前往西藏堆龍德慶區(qū)定點深入生活，從這個層面來說，我也是一位援藏者。

以什么樣的形式來表現(xiàn)和回望半個多世紀，即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以來，內地人在青藏高原的生活情感，以及與藏文化藏民族的交融與碰撞，一直是我思量和叩問的主題。

某一天，我去陜西人民廣播電臺做節(jié)目，不停地催促司機開快點，司機問我這么急干嘛呀。我說做援藏干部的節(jié)目。他立即轉過臉，提高嗓門問我，什么是援藏干部？怎么從來沒有聽說過。我問他是哪里人，開了多少年出租車。他說是長安縣人，現(xiàn)在叫長安區(qū)，在西安城里開了20年出租車，第一次聽到這么奇怪的名字，嗨嗨，援藏干部。

說話的當兒，車身一抖，差點撞到路邊護欄上。我驚得半張著嘴，望著兩只麻雀從石榴樹飛向雪松，濃密的松針間并沒有鳥巢，但依然義無反顧，悠然輕盈。

西安暮冬的清晨，空氣總是那樣粘稠，撞開麥浪般的浮塵去赴一場文學盛宴，為一個區(qū)的文學愛好者講寫作。教室在四樓，并無電梯通達，上樓的時候我注意到一位老先生被人攙扶著，走得緩慢而蹣跚。老人頭發(fā)沒有全白，坐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，互動提問時，他雙手撐著桌沿站起來說，40年前聽茹志鵑講她走村串鄉(xiāng)動員老百姓抗日的經(jīng)歷，今天聽小杜老師講西藏故事，講孔繁森為什么二次援藏的故事。我立即起身雙手合十，向他表示敬意。

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議論中，我望向窗外，梧桐高過窗欞，枯葉飄落一片，又飄落一片。風過時，嘩啦啦脆響，光裸的枝干在冷意中愈顯蒼勁，樹皮蓮花一樣被拂起，露出斑斑駁駁樹的臉。睫毛閃爍間，想起廣袤的藏西和藏北大地，無論是農(nóng)牧民還是機關干部，只要不走出當?shù)?，從睜開眼睛看世界到耄耋老去，沒有誰見過如此高的樹木，這般繁盛的蕭蕭落葉，因為他們一生一世不知道樹長什么樣子花開什么顏色，甚至連一株高過腳踝的植物都不曾見過。

西藏就這樣忽近忽遠，似風似雨又似霞，與我同呼吸共命運，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無力逐一向所有人解釋，講述我眼中的西藏不是那么簡單，我經(jīng)見的藏族同胞深廣如海，繽紛盎然。

的確，我不應該一直沉默，要以自己的方式和情感向更多人詮釋一個領域、一種姿態(tài)、一個人的萬千思緒。我不是藏族人，一生一世也融入不了藏文化，但我有一雙外來者的眼光，一顆關照遠方的心靈，發(fā)出自己的聲音，是我的責任與擔當。

寫什么和怎樣寫是每個寫作者必須面臨的考驗，為此我輾轉糾結，惆悵滿懷。

哪個點才是小說的種子？這種子如何生根發(fā)芽、茁壯蓬勃？一個聽來的故事如同雅魯藏布江之夏，洶涌浩蕩、一瀉千里。

那位熱血青年原來一直藏在記憶深處，我是多么欣慰，還有一方潤澤失敗者的清凈之地，他在我心中，不離不棄，從模糊到清晰，從笑談到肅穆。

我把他從塵封中請出來，走近他，打量他，探究他，與他屈膝長談，同床共枕。其實，我萬般清楚，他是不情愿被打擾，不想被人知道，如果還活著，也是隱姓埋名，如果已經(jīng)離世，更是寂寥無聲。

好像是2011年6月過罷，我請一位當?shù)毓賳T幫忙尋找從阿里到拉薩的長途汽車，他是一位“藏二代”，父輩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較早一批援藏者，他興高采烈地對我說，曾經(jīng)有一位青年學生，從內地千里迢迢來到西藏，有關部門希望他留在拉薩工作，所有部門任由他挑?？伤Ｍ阶钇D苦的地方工作，就把他分配到藏北一個縣當老師，校園里第一次響起了二胡笛子聲，人們爭先恐后地看熱鬧，兩個月以后，什么聲音都沒有了，那位老師也不知去向，有人到內地打聽過，一點消息都沒有，感覺他從來就沒有來過西藏。

記得非常清楚，聽完這個故事，我倆相對而立，哈哈大笑，高原陽光照耀在臉上，刺得兩只眼睛不能同時睜開，嘴唇虎口因為皸裂，笑的時候撕扯得疼痛，伸手去摸，抹一把艷紅。

這位知識青年就是柳渡江的原型。

確定了男主人公，就得有一位女主人公相匹配。西藏和平解放60余年，雪域高原是否經(jīng)歷了漢地那樣的政治風云、歷史變遷？她應該有什么樣的命運、心路歷程怎樣、兩個人有什么樣的交集？思索良久，認為兩個人不可能同時出現(xiàn)在藏北高原，尤其是茫茫無人區(qū)，但他們肯定有千絲萬縷的聯(lián)系，不僅有人相連，還有事相牽，這人就是柳巴松，這事就是援藏。柳巴松便成為連接柳渡江和南宮羽的橋梁與紐帶，同時也串聯(lián)起幾十年風雨援藏路。

這條路不是康莊大道，沒有浩蕩氣勢，有點荒僻甚至私密，屬于一個人的心靈史。

作家寫一輩子，永遠也繞不開自己，我非凡人，南宮羽當然有我的影子。

萬物生靈都有關聯(lián)與矛盾，和諧與斗爭并存，小說是人學，更是社會學，自有避不開的法則。無論是主要人物還是次要人物，他們的共同之處是什么？沖突又在何方？是自然環(huán)境的？時代背景的？還是民族認知的？或者是人性原罪，種種可能都有，而每一種可能背后都有相匹配的龐雜內容。人物命運、性格特征、政治生態(tài)、風土民情、宗教信仰、動物植被、氣候地貌等一切，都需要謹慎取舍，細細鋪排，悠悠鍛造。

所有成品都是簡單的，成書過程卻相當雜蕪，千頭萬緒常常使我懷疑自己，內心的堅韌是不夠的，強健的身體很快被拖垮，在龐大浩繁的工程面前，所有豪言壯語和妖艷玳瑁都一敗涂地，因為這是一個人的廣廈千間，一個人與整個世界的對話與抗爭。從開筆動工，每天日出而寫日落而息，朝思暮想，念念不忘，調動思維肌膚乃至血液，目的只有一個，讓柳渡江、柳巴松、李青林、歐珠久美、老白、扎西校長、王副縣長、河北大胡子們栩栩如生，讓南宮羽、土丹卓瑪、秦姨、冀苗苗們風姿綽約，讓所有人動起來舞起來，不但讓有生命的人物多姿生輝，請他們的影子也隨之蹁躚。

話劇人物在舞臺上張揚個性，小說人物在細節(jié)中鮮活生動，無處不在的細節(jié)最能檢閱小說家的功力。洋洋灑灑30余萬言，單靠語言、情感、意念、景物描寫是支撐不住的，海量的信息源自幾十年的儲備和積累，信手拈來靠馳騁萬里的魄力和自信。

有人說小說不講政治，只是男女糾葛，情感波瀾，與政治毫無關聯(lián)。其實小說講大政治，政治像陽光空氣和水，無時不在，如影相隨。誰說托爾斯泰、路遙不是政治家，《離騷》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源頭，《論語》是儒學思想的原鄉(xiāng)，鴻篇巨制不可能沒有大時代大政治。所幸，我有在藏區(qū)跟隨慈善機構做公益的經(jīng)歷，接觸過眾多當?shù)厝恕⑼鈦碚?、知識分子、普通農(nóng)牧民，悲憫和仁愛是我的文化立場。

知道寫不出扛鼎之作，但虔誠和努力是具備的。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，我以我的視覺平視那片高地，真誠地呈現(xiàn)出這部援藏史。

《紅雪蓮》從素材積累到成書歷時數(shù)年，也把自己變成了一朵紅雪蓮，經(jīng)受風霜，歷盡嚴寒。倉央嘉措說，住進布達拉宮，我是雪域最大的王。我想說的是，我創(chuàng)造了一部《紅雪蓮》，我就是漢地最艷的雪蓮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