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靜鈞：“最后的流氓”非得坐穿牢底嗎

    “中國最后一個流氓”牛玉強，正面臨著牢底坐穿的命運。近日，相關監(jiān)獄管理局回函確認，牛玉強刑期順延至2020年的決定有“合法依據(jù)”。

    27年前，時年20歲的北京人牛玉強，因“搶了一頂軍帽”、“砸碎一戶玻璃窗”、“打了一個人”，受到“流氓罪”指控。根據(jù)原刑法第160條，流氓罪可處七年上下兩個檔次浮動的刑期。在1983年“嚴打”期間，全國人大常委會發(fā)布的《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》中規(guī)定，流氓罪中首要分子或持兇器作案的，可處以死刑。當時牛玉強在打人過程中，曾持軍刀，雖未用軍刀傷人，但還是按《決定》中所規(guī)定的“嚴重情形”判了死緩。

    由于特殊時期的刑事政策背景深厚，牛玉強所領的刑較之于其罪，顯得“畸重”和失衡。但問題或許不在此。刑法的目的在于預防犯罪和懲罰犯罪，其功能除了具有“復仇性”之外，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，即“修復性”。所以，我們的觀測點應更多地放在以“死罪”入監(jiān)的牛玉強，最后得到了什么。

    顯然，牛玉強入監(jiān)表現(xiàn)來看，應該是肯定的，其死緩之身，后改為無期，后再減為18年有期徒刑，法律的“修復性”功能在其身上已經(jīng)在體現(xiàn)。即使在其保外就醫(yī)到事實上處于超期未歸期間，牛玉強按規(guī)定向當?shù)嘏沙鏊鶊蟾?，并娶妻生子，開始重歸正常人生活，他的行蹤并非“失控”和處于“危險”狀態(tài)。

    很難想象，一直固定居住于原籍地的牛玉強，監(jiān)獄方居然需要動用“網(wǎng)上追逃”的方式來應對一個因存一份僥幸心理而拒絕重回監(jiān)獄服刑的人。牛玉強11年超期未歸這一事實，顯然是監(jiān)獄管理方的縱容與不作為等種種因素造成的。到2004年，監(jiān)獄方首次派人來“抓”其回監(jiān)，就“輕松得手”，只能進一步證明牛玉強根本就沒有潛逃等心理和行為準備。

    所以，法律的不公，就在這兒出現(xiàn)。一個基本“修復”了的人，將因對方的管理過失而受到再一次的刑事懲罰。由于監(jiān)獄方機械地援引司法部等部門就超期未歸的保釋人員視為“潛逃犯”對待，在刑期重新計算時，把超期時間從原刑期在2008年屆滿后順延十二年，致使牛玉強為“流氓罪”要坐牢到2020年，這顯然是不公正和不必要的。

    第二個觀測點是，牛玉強入監(jiān)服刑之罪，乃屬舊刑法之罪，在新刑法中已經(jīng)取消，牛玉強所獲之刑“畸重”之社會條件，在其重歸監(jiān)獄之時就已經(jīng)不復存在，依一個不復存在的“原罪”，在其基礎上，重計刑期，這還有多少合法和合理性？重計刑期，推定了原刑法之罪的“存續(xù)”，這顯然是荒謬的。一個合乎法理的做法，應該是服刑剩余刑期，這個刑期應在2008年就立即結束，重計刑期的基礎是新法，而不是舊法。

    舊法的“流氓罪”被稱為“口袋罪”，內容龐雜，又留一個“其他流氓活動”的活口，任何人稍微不慎，就有可能掉入其陷阱。曾有組織家庭舞會的西安馬燕秦，受此罪之控遭槍決。往事不堪回首，今又碰上了一個重歸社會的牛玉強困境。這樣的沒有一個明確預見性的法律適用，只會背離法律的寬容精神和“救濟正義”，它無異于用一種更大的“不法”對付另一種或許不存在的“不法”，從而導致社會對法律信仰的迷失。